虽然中国总体经济过热的压力已经出现，但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区间健康运行，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在2-3年内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并不会存在全面过热的风险。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保持高速健康运行的实体基础和供给空间。
经济全面过热并未凸显
与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的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的特点更为突出。同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这些因素使生产可能前沿面大幅扩张，宏观经济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同步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景气局面。这也为中国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即消除中国经济过热压力的途径有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以相对削减总需求为核心的“正向软着陆”；二是以提高总供给为核心的“反向软着陆”。以投资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为特点的本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应当采用“反向软着陆”方法来缓解目前过热的压力。
中国宏观经济直到2003年才走出中国经济萧条的困境，在2004年进入均衡运转的轨迹。因此，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时期刚经历3年，且每年增长的幅度没有超过1个百分点，所导致的形成核心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足0.5个百分点。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还没有到本轮经济周期的最高点，全面经济过热问题并没有凸显。同时，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近10年内顺应了整个世界经济大潮流，在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作用下，出现大缓和，使经济周期在波幅减弱的同时，周期跨度增大，经济高涨期得到十分明显的延长。因此，延续目前11%左右的经济增长态势在周期相位来看在未来2年中是具有上升空间的。
最优经济增长标准
从全要素生产效率、资本收益率以及投资率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动态无效率，增长轨迹基本符合最优经济增长的标准。同时，增长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以及出口的增长基础依然十分坚实，没有出现增长幅度明显回落的迹象。
从中国宏观经济近10年来增长速度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看，要解决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产业联动性增长缺乏等结构性问题，采取高速度增长的策略是必须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结构的关系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冲突的状态。这也就是说，中国高速增长往往是以部门间非平衡增长为基础。因此，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结构性问题是高速增长的产物。
但是，如果我们以1999年为分界线，我们将会发现，传统的速度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本轮经济周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00年以来，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部门间的均衡速度的差异在逐步降低，产业部门间的联动性和均衡性开始显现。这解释了本轮经济高涨时期产业瓶颈问题大幅度缓和的原因。
维持高增长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
另外，我们还看到在高增长-高投资的过程中，投资的区域结构也出现优化的趋势。在本轮经济周期中，高速度改变了以往中国东部偏向型的经济增长，中部在GDP中的比重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同时，投资也出现了中部崛起的现象，投资比重持续呈现出“东部地区比重下降、中部地区比重上升、西部地区比重基本不变”的特点。环渤海经济圈、中原经济圈、成渝经济圈以及闽东南经济圈正在成为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域，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逐步呈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中原、成渝、闽东南经济圈多极参与拉动的特点。高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区域差异，而是在区域渗透与区域协同的作用下出现了增长趋同的良性、互动现象。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结构性问题并不与高增长存在必然的冲突，未来的结构性调整必须以高增长为基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停滞不仅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会在激化各种利益矛盾中使结构性问题更加恶化；在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内在机理发生质变的新环境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进一步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中国经济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因为要素市场改革直接涉及大量的要素所有者的利益，是冲突最为激励，改革难度最大的改革，因此这些改革需要大量的再分配协调机制，高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提供协调冲突的财政和利润空间。而具体到劳动力市场改革，没有企业高生产效率和高利润作为缓冲，工资形成机制的规范化将直接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和劳资之间的激励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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