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领导均低调应对

　　本报记者 江金骐 北京报道

　　近日，本报记者了解到，大部门体制可能在今年小范围试点改革，交通和农业等领域首当其冲。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六次国务院机构大改革，“大部门体制”改革具体方案据说已“接近征求意见的尾声”，但记者就其中的内容向中央编办、国务院研究室等部门求证时，所有被采访的官员对此都讳莫如深。

　　与政府官员不同，接受记者采访的相关专家，不仅对新方案充满期待，有的甚至还乐观地认为，随着大部委制改革的推进，沉寂多年的政府雇员制、“省管县”制等，可望就此被激活。

　　“执行权”酝酿下放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政府机关人事制度，政府雇员制或将在改革中应运而生。

　　1月24日，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向本报记者透露，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原有的政府权限会在这次改革中三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立的政务体制，为政府雇员制的全面推行准备了条件”。

　　政府雇员制在国外很普遍，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建明教授介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务官和事务官是分开的，其中，事务官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可以由政府雇员代为完成。政务官因选举有一定任期，事务官则相对稳定，只要不出现重大失职，个人操守没有问题，就不会被解职。

　　实行大部委制改革和推广政府雇员制，动因都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专家介绍，我国数次的政府机构改革，并未彻底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型、全能型政府痕迹。目前，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共有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但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都不超过20个。

　　“推行政府雇员制，最大的好处就是将‘三权分立’中的执行权，交给政府雇员，从而将大量的公务员从事务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这样既能集中精力用于决策和监督，又能减少因行政职能交叉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副作用。”对此，有研究表明，我国自1999年至2005年间，因额外的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达到1.73%。

　　政府雇员制，只是政府体制改革的一种。在专家看来，包括此前已经启动的“省管县”试点、有关新增能源部的设想等，都会随着这次改革，向纵深推进。其中，“能源部”改革被认为是启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契机，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重启政府雇员制的契机。

　　专家建议“两步走”

　　这次众人关注的“大部门制”改革，源于十七大提出“抓紧制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因此有乐观的人认为，“大部门制”探索，将成为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先声。

　　熟悉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人都知道，自1982年至今，我国先后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前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步都是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但最后的结果，在改革中不断重复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专家由此建议，这次改革不能再急于求成，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等完成了一份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课题报告。该报告建议，大部门体制改革可分两个阶段进行：2008年小范围试点大部制，在交通和农业等领域试点，总结经验教训；5年后即2013年，在巩固以往改革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政治、职能和组织层面的改革。

　　人事的调整与任免，无疑成为此次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对此，毛寿龙分析认为，这次改革，国家想必会统筹考虑，尽量减少改革带来的动荡，比如，适时铺开政府雇员制，这样，既保留了相应的人事待遇，又能缓解岗位不足的压力，直至形成良性的人事循环。

　　部委领导低调应对

　　就在大家对政府体制改革热情高涨时，所有被记者追访的政府官员，对此却表现得波澜不惊。

　　1月22日，记者利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机会，在会议结束之后“堵住”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这位被称为“中国最忙的部长”，在不久前的一个公开场合上，在回应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的谈话时，表达了“希望自己能从人群中销声匿迹”的愿望。

　　李毅中的这一表达，迅即被媒体作多种解读，加之中国民航总局原局长杨元元此前调任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媒体由此猜想，国家安监总局的地位和职能，会否因这次改革而有相应的调整？当记者将这一问题请教李毅中时，他在片刻沉默后，带着微笑告诉记者：你的问题与今天的主题无关。

　　针对机构改革，交通部官员的态度也只能用“极其低调”来形容。根据此前传出的消息，交通部是这次改革无法绕开的部门。

　　对此，交通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面对记者的追问，直言“那是中央领导的事，我们只听候消息而不发布消息”；受同样关注的铁道部，该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面对记者的相关求证，建议记者“消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