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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晖
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
一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经济的学者，牵头写了一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书，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出版，四个月后书和作者成了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本书出来后，反响确实超出我的预期，这两天有太多媒体要求采访我。现在已经炒翻天，不能再热了，过了就不太好。”2月23日，作为《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下文简称“《攻坚》”)一书的总撰稿，周天勇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攻坚》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10月发行第一版，全书由一章总论和十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组成，聚焦于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十个研究报告涵盖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执政能力建设、人大制度的改善、政协体制改革、立法民主化、行政体制的改革、财政预算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司法体制以及民间组织与宗教等。
周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的副主任。或许，正是由这样身份的一个人来谈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事，遂令众多媒体兴奋异常。周天勇本人对此却很是清醒：“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要少说多做，我们要朝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方向走，但怎么走必须要有所考虑。”
“本书只是学者方案”
《21世纪》：作为一名研究经济学的学者，您为什么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么热衷？写这本书的初衷何在？
周天勇：在研究中国经济过程中，我发现目前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很复杂。中国GDP的税负很高，影响到老百姓的就业与创业，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慢，城市贫困人口增加，政府收那么多的钱不知干什么用，这些又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21世纪》：外界都很关心《攻坚》这本书的具体操作过程是怎么样的，您能不能谈谈？
周天勇：15人组成的写作团队是我牵头找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好多方面，比如说中共自身的改革，这肯定就要找研究党建的专家，中央党校王长江老师就是最好选择；再比如研究立法问题，就要找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老师了。
写作架构由一章总论和十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组成，聚焦在中国政改“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也是我有了初步想法后，跟另外两位主编王长江、王安岭进行了一些讨论后设计的。整本书写出来花了半年左右，2006年12月初稿就已经出来了，2007年元月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十七大后略有改动。
《21世纪》：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有海外媒体根据您的身份来揣测，认为它是执政党未来政改的一个方案，您对此如何看？
周天勇：应该这么说，首先，这本书是我们这帮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兴趣的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成果；我们想通过这本书提出来一个方案，算抛砖引玉吧。
“务实原则，可操作性”
《21世纪》：《攻坚》一书中，您多次提到中国政改要遵循“务实的原则”，您也提出“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周天勇：目前，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些人曾提出过一些激进改革的主张，我觉得这些主张可能同中国国情不相符。保持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大前提。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人口多，民族多，经济发展不平衡，还处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二元结构转型时期。我们的社会结构在剧烈变动之中，这样的国情决定我们不可能走激进改革的道路，风险很大。
东欧一些国家进行的改革，现在来看也有成功的，但它们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且国家面积小、人口少。而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和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发展看，在它们高速发展和城乡结构转型时期，也实行了政治相对集中和经济自由化的体制和发展模式，这才使它们的经济高速成长，进入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中国过去30年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在经济增长方面令世界瞩目。与之相对照的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推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却没有多少成功的，许多国家政变不断。我们自己走的这条道路是务实的，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必须以此为根基来设计、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21世纪》：书中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需要60年左右”，其中，2002-2020年这一阶段根据改革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三个子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权力制衡机制建立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您是如何考虑这样改革的先后顺序？
周天勇：这是按照轻重缓急来划分的，先做迫切的事情。首先要解决政府的问题，比如大部制，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乱收费和乱罚款的问题，财政预算的问题，这些都是关键问题，要赶紧推进。而像人大、政协领域的改革，如代表专职化，马上改过来也不现实，只能逐步调整到位。
公民社会之所以放在最后，我觉得要随着老百姓素质的提高，随着人大、政协、司法的完善，才有条件推进。如果在公民素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将公民社会、民间组织自治放得太开，也会出现一些风险。
《21世纪》：在书中提到2040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成“中等发达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比较笼统，原因何在？
周天勇：其实，到2020年我们能把书里面这些事都做了就相当不错了，全书其实都是为实现2002-2020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来进行描述的，这个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务实，要具有可操作性。改革的目标太大，太高，太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根本就做不了，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有什么用呢？
“突破现有体制框架”
《21世纪》：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体现了执政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您预期哪里是政改的突破口？
周天勇：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锁定在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但我觉得改革的阻力都很大，比如说财政体制的改革，政府怎么收钱怎么花钱，人民代表大会能不能管住是个关键，需要突破现有的体制框架。
至于现阶段能做什么，我觉得治理政府部门乱收费、乱罚款是一个突破口。要着手制定并实施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科学界定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防止这些人向人民乱伸手。但如果因为部门利益阻力大，不想改，那么，创业活力不足和就业困难的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只会积累社会风险，危及社会稳定。
《21世纪》：在“行政体制改革”一章中，您提出在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可以考虑一些联动方案，比如“国务院大部制-省直管县-划小省级行政区域”三大改革的联动，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周天勇：三大改革联动，一揽子变动，一次改定，成本较低，改革的时间也比较短。
大部制、省直管县改革后下来的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可在一些新设的岗位中得到消化，这样改革的阻力就大大减少。
省直管县一直在推动，重庆市、浙江省、海南省等几个省市都已经做完了，其他省份也开始做了。行政区划调整肯定是一个改革方向，我估计全国两会以后可能会启动，具体什么时候做我不清楚。我只从学术的角度考虑政府应该推动这样的改革，实际操作者会有自己的考虑。
《21世纪》：按照这样的思路，您在书中提出“政府机构改革要和预算改革相结合”，还要设立“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的新机构，为什么？
周天勇：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没有组织、人事和编制部门，还能将公务员的规模控制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建立机构和增加公务员都需要有预算，而预算是需要议会批准的。
我们认为在中国，中央一级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应该分开，进行专业分工、相互制衡，提高预算透明度。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应该扮演预算编制的角色。一些大国都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机构，但这还不是第一位的事，最关键的是政府收钱和花钱，人大要替人民看住和管好，这是最根本的，也是人民民主政治和当家做主最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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