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从国企开始上缴红利，到实施严格的《劳动法》，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公平”的空气在中国开始变厚。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执行了多年后，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加剧。许多人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不有效控制，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增大改革的阻力、难度，最终制约经济增长，甚至危及长治久安。
经济“蛋糕”究竟该如何切分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提醒说，政府制定政策时，应注意避免两种倾向：只顾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忽视经济成果共享性；过度依赖政府再分配的手段，实现收入均等化。国际经验表明，两者都将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高增长未必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持了收入差距的基本稳定，甚至缩小了差距。庄健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能使社会各群体较为平等地参与增长过程，并能分享到经济成果。
第一阶段，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大量吸引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尽快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产业结构转移，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这些国家通过增加就业，减少失业和剩余劳动力，增加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二阶段，服务业的增长替代了制造业。由于剩余劳动力消失，经济增长拉动制造业工资不断上升，产业间工资差别缩小，这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亦可从中借鉴有益经验。缩小贫富差距，首先要通过高速、有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与发展机会。同时，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
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个人背景不同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为了促进机会的平等，庄健建议，要确保政府对教育、卫生、基本社会服务的投资，建设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城乡二元”福利体制。同时，增强政府、政策透明度，加大反腐力度，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消除社会不公，建立规范、透明、公平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
提高福利应避免重蹈拉美覆辙
上世纪拉美国家“昙花一现”，庄健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未能处理得当，亦是一大教训。
拉美国家过于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如高工资，需要大量公共资金，导致政府高赤字、高债务，使许多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与此同时，就业保护、工业国有化、价格补贴等政策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导致资源误配，严重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当再分配目标与经济增长脱节，特别是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市场机制因之发生扭曲，不利于就业创造和初次分配时，再分配目标不仅难以实现，还会使收入差距更加恶化。
庄健希望，中国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过分强调再分配，忽视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