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派政策蓝图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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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派政策蓝图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8-2-26

该把你那本《世界是平的》扔到一旁了。一个大胡子的自由派美国人刚写了一本更深刻也更重要的大作，虽然讲的主要是美国的事，但与当下中国确有许多相似和共通之处。

　　《一个自由派的良心》(暂译)的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PaulKrug－man)，是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在书中，克鲁格曼为美国设计了一个新的自由派日程——如果2009年民主党入主白宫，将成为下一个十年美国内政政策的蓝图。在克鲁格曼看来，其要旨在于重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美国社会，包括：改革医疗制度，使其惠及每一个人；加大超富群体的税负以筹措所需费用；重拾大众对政府的信任。

　　此书是针对美国重量级保守派人物巴里·戈德华特 (BarryGold－water)发表于1960年的《一个保守派的良心》(TheConscienceofaConservative)作出的回应，后者曾开启了美国政治版图的大变革。今天我们知道，这场运动被称作美国保守主义运动，拜倒在这杆保守主义大旗下者，包括财政保守主义、基督教新教右翼势力、新保守派、商业精英和南方白人，1980年代他们掌控着共和党。

　　在此之前，共和党还是相当的自由派——如果不算激进派的话。比如1969-1974年间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曾宣布增税、引进环保法规、尝试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等。198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终于发现了其价值观的推行者、颇有人缘的里根。根据克鲁格曼的讲述，里根政府想方设法彻底改变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约翰逊“伟大社会”所创立的一切，包括社会保障、对穷人的扶持、监管商业行为，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颁布的增税举措。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减税(尤其是对富人)，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削弱工会的力量。

　　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策所赐，今日美国的社会公平要逊色于1940到1970年代。企业利润占美国GDP的百分比是1929年以来的最高值——意味着工人工资所占的份额前所未有的低。1970年代，美国CEO们的平均年薪为120万美元，为工人平均年薪的40倍，而现在，前者为900万美元，是后者的370倍。而且，税后收入也在增加，因为高收入者的税负降低了。1994年克林顿主政时收入最高的1%群体适用的联邦所得税率为35.8%，到2004年小布什减税之后，这一税率降为31.1%。布什还成功地降低了不动产税，即不动产的遗产继承人缴纳的一种物业税。征收不动产税是阻止稳固的精英阶层形成的关键手段。从很多方面说，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不如欧洲。

　　克鲁格曼先生希望美国恢复罗斯福新政或与其类似的某种机制，现在，他的机会来了。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选票魔力，内部纷争始终不断，商业精英希望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而基督教右翼则把政府推进了卧室；新保守派想要打造的是正义仁慈的美国帝国，而财政保守主义则要求财政预算缩水；商业欢迎移民，而南方白人通常会对移民说不。小布什当政期间，这些分歧已经变成了怨言四起。不久前酣战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遮遮掩掩地宣告，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

　　遥望2009，或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白宫和国会山将成为民主党的天下。克鲁格曼希望他们做点什么呢？他想要布什的减税方案靠边站，再度壮大工会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建立起面向所有人的医疗保障体系。

　　克鲁格曼的新自由派日程中，医疗保障被视作中心。在现行医保机制下，美国纳税人只有在年满65岁后，才能享受医疗补助(Medi－caid)，另一项政府项目医疗保险(Medicare)，则只惠及一部分穷人。其他人不得不自费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或参加雇主支付的医保计划，那些无力支付者——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在这一点上，美国在富裕国家中很与众不同——也正因如此，很多人将其看作贫穷社会。

　　克鲁格曼认为，最好的政策是扩展政府的医保项目，使医疗补助能够惠及每一个人——但这需要大幅增税，他认为实现的难度很大，因此，他提出了几项更具操作性的对策：首先，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使他们能自己买得起医疗保险；其次，通过将保险公司的保费与购买者居住的城市或郡挂钩，而不是与个人挂钩，而使保险公司不再对低收入者设定过高的保费；第三，迫使每个人都购买某种类型的医疗保障，杜绝免费搭车者；第四，在自愿的基础上，向每个人开放医疗保险项目。由于政府在提供医疗保险方面更有效率(管理成本较低)，意味着私人医疗保险机构将逐步淡出。

　　当然，共和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处在危险关头的不只是医保和税收，正如克鲁格曼指出，更有政府的作用本身。如果自由派能够证明“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那么保守派所叫嚣的“政府只是无用的官僚机构”、“只会干预经济”的说法将不攻自破。

　　读《一个自由派的良心》，我们能够见识到克鲁格曼对未来几年美国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洞察与预言，但这还不是全部。我读了这本书，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环境及挑战有了更多的理解，事实上，中美之间有一些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

　　当今中国与1920年代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个年代的美国经历着经济繁荣，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大资本家已经聚集了大笔财富，普通工人生活贫困，收入失衡迅速拉大，社会紧张开始浮现。不同之处在于，随后美国遭遇了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并于1941年12月卷入了二战。大面积的失业意味着罗斯福新政能够获得广泛支持，激进的政府方案能够迅速成为可能，医疗和失业保险出台，大量商业监管规则出炉——企业并购，资本市场，环保——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概念纷至沓来，工会的队伍壮大。与此同时，战争允许政府实施大范围的工资控制措施——低收入的工人因而能够获得超过老板的工资增长。这些措施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被降低了。

　　至少在我看来，这段历史留给我们三点经验和教训。其一，政策能够在不伤害经济的前提下帮助降低社会不平等。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提高了——从1920年代的24%提高到罗斯福第二个任期的29%，然后一提再提，到1950年代，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达到91%。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加大。1930年代，非农就业者中的10%加入了工会，到194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3%，结果是社会不平等降低——一个中学毕业的普通工人1950年代末期的实质收入与今天一样多，而当时的美国经济基本上是健康的。

　　其次，这些政策是有争议的。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与美国遭遇大衰退和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广泛的支持和非常强势的政府，到了1980年代新政开始饱受抨击。克鲁格曼毫不留情地指出利益集团将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地操纵公众情绪，比如借口种族、堕胎、枪支，甚至利用原始的民族主义来蒙住公众的双眼。低收入者因而会将选票投给共和党，即便在经济上他们会成为输家。

　　第三点教训克鲁格曼一带而过了——即有时候政府也会做错事。政策不当会造成巨大的浪费。税收滚滚的时候政府很容易变得掠夺成性 (前面提到的91%的税率高到离谱！)。高成本的监管容易阻碍商业发展。工会势力迫使工人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时，国家经济会降至冰点——1970年代工会运动几乎闹腾得英国经济陷于停顿。随着1980年代美国改革新政设立的机构以来，经济增长率——以及新增就业获得了巨大的增长。今天美国经济最令人惊异的一点是其创新和创造价值的能力。

　　重建一个社会需要视野和胆识。政府需要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擅长的，什么事情交给市场更好。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可能的——更高的累进税等政策不会必然地损害经济繁荣。但要有一个详尽的方案，要拥有识别特殊利益阶层布下的迷雾的慧眼，并能不断推进创新政策，及时放弃不能发挥作用的政策。美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这样做。

　　(作者系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杨岩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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