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胀压力下展望价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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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胀压力下展望价格改革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8-2-26

通胀压力将延续到年底

　　《21世纪》：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1月份的CPI同比上涨7.1%。现在能不能对今年全年的经济形势做出判断？

　　陶冬：1月份的通胀率上涨，与中国遭遇到建国以来最为严重雪灾有直接关系，这对于生产和物价的影响都是相当严重的。但这种影响只是一次性的，宏观判断不应该建立在一次性事件之上，政策也不能够针对一次性事件，尤其如果这个事件已经发生。我个人对这个7.1%并不特别看重，它不能反映今天在正常情况下的通货膨胀，也不对今后通胀走势具有前瞻意义。

　　但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确实存在，甚至还可能加速，我认为中国的通胀风险非常高，我们对2008年全年通货膨胀的预测是6.5%。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甚至欧洲也可能进入衰退，中国增长失速的风险已经明显上升。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中国在2008年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哈继铭：1月份的物价受到雪灾和春节双重因素的影响，雪灾阻碍了物资运输和农业生产，春节导致消费高峰，因此，CPI环比大幅上涨1.2%，同比涨幅则达到7.1%，创11年以来新高，这符合我们先前的预期。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仍然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力量，尤其是猪肉和蔬菜价格分别同比飙升58.8%和13.7%。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5%，亦有所抬头，主要是居住成本和交通成本上涨：城市间交通费价格上涨6.0%，车用燃料价格上涨6.8%，水、电、燃料上涨5.5%，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5.7%。这部分反映了春运和雪灾造成的双重影响。鉴于雪灾发生于1月末，其对于交通物流造成的破坏将在2月份持续，加上中国农历正月期间CPI环比通常较高，我们认为2月份CPI涨幅更高。

　　雪灾和春节是短期因素，它们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消除。但经济中还存在其他涨价因素，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会比较大。1月末，我们走访了东北、四川和江浙一些地区，向当地政府、企业和农户实地调查粮食、生猪和劳动力供求情况及其对价格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今年之内，猪肉价格基本没有可能回落，粮食价格也有一定上涨压力，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可能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因此，我们维持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保持高位，CPI涨幅达到5%-5.5%的判断。

　　连平：全年的通胀形势不容乐观。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短期来看食品价格的上涨带来的结构性因素占主导，但是从中期来看，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物价未来保持较高上涨的压力。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流动性过剩，海外的资金流入，国内的存款有短期化的趋势。同时，输入型的价格上涨，比如油价，加上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些关键要素价格的上升，都对整个物价上涨构成了很大的压力。2008年第一季度的CPI预计涨幅比较大，这和一些短期因素有关，包括春节、雪灾等因素，还由于去年1月份的增长率比较低，今年一季度的CPI的同比涨幅会达到7%-8%，现在1月份是7.1%，二月份可能在8%以上。后面的月份可能有所放缓，但是全年来看CPI增长达到5%或以上是完全可能的，高于去年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很大。当然总体判断，国民经济的运行仍会比较健康，CPI去年上涨4.8%，今年就算是5%左右，从宏观经济整体来看，相对于较高的两位数经济增长，5%的物价升幅还是温和的，但总体运行趋势不容乐观。

　　《21世纪》：就具体行业而言，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在今后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变化？

　　哈继铭：本轮猪肉价格上涨主要原因，一是供给短缺，前两年猪肉价格过低造成养猪无利，农户养猪积极性下降，再加上猪病疫，导致了生猪供给不足局面；二是成本上升，粮食价格上涨使养猪的饲料成本在过去两年中上升了50%-60%，农民工工资年均上涨15%则增加了饲养的人工成本，仔猪的价格更是翻了几倍。今年之内，养猪成本可能仍然会居高不下，而供给方面可能也不会有太多改善。散养的农户仍然在观望，仍然担心猪病疫、未来价格下降等风险，他们养猪的积极性并没有因为价格上涨而立即被激发起来。养猪场确实有了扩大生产的意愿，但猪肉生产周期较长，从种猪培育，到最后生猪出栏，供给周期达到18个月，猪肉价格大涨是在2007年6月份，那么，供给规模大幅跟上估计至少要到2008年底。据此判断，预计猪肉价格仍将会在高位运行，将延续到今年下半年，短期(6个月)内不会明显回落。

　　本轮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也是成本上升和供给短缺。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普涨，除了农药价格与上年基本持平，化肥、种子及农膜和柴油的价格大幅上扬，尤其是复合肥及农膜的价格分别急升了25.7%及21.4%，推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促使粮价上涨。水稻供给比较充裕，但大豆供给短缺，原因是2007年伏旱天气不利大豆种植，国内产量大幅减少。另外，国际粮价飙升推高粮食进口成本，并传导至国内粮价，也对国内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未来粮价的走势，总体来看，饲料用粮依然上涨压力较大，而主要食用粮上涨压力相对较小。

　　劳动力成本受供给和制度两方面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的空间在多数省份已经基本不大，农民工供给相对紧张。我们在江浙的调查显示，江浙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于一般技工及农民工的需求相当旺盛，最近几年劳动力供给紧张，招聘难度增大，民营企业只能通过加薪留住农民工，使得该地区近年来工资平均每年增长达到10-15%。受访企业表示，工资水平在2008年仍将至少保持10%左右的增长。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可能使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力成本上升，这类企业此前并没有给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因此，如果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要求为员工缴纳社保，这些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将进一步上涨；新法中关于加班工资的新规定，也是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但短期内未必会完全传导至产品价格，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激烈，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并未提高产品价格，把增加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通常的做法都是通过提高效率来消化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合同法对于物价的压力仍不能忽视。

　　如何推进要素价格改革？

　　《21世纪》：劳动力价格这两年上涨得比较快，这可能改变长期以来劳动力价格偏低的局面，但也可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促使价格上涨，应当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关系？

　　苏剑：我们国家这几十年以来，工资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这说明收入分配有问题，大部分收入进了企业家以及投资者的腰包里面，工资占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工资早就应该上涨，上涨的结果是企业利润空间下降。在这个情况下，企业的所有者和股东反应会比较大，因为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我认为工资应该上涨，同时希望企业成本的上涨不要传递到消费者那里去。这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部竞争，使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者不敢大幅度涨价，迫使其尽量自己消化价格上涨的影响。当然也可以采取供给管理政策，就是给企业减税，弥补企业因为工资上涨而减少的利润。

　　连平：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肯定是个趋势。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随着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是很正常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幅度太快，会给通胀造成更大的压力。其实劳动力价格上升是通胀压力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现在两难的情况是：从发展内需刺激消费的角度，劳动力价格上涨是一件好事，而且最近政府的一些政策安排，包括对低收入人群的一些补贴，提高最低工资保障，还有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等等，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了。但是企业方面却面临着生产成本迅速上升的问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必然会给物价水平带来压力。劳动力价格应该上涨，但是幅度必须要有适当的控制。

　　《21世纪》：土地价格上涨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那么，地价上涨是不是正常的趋势？如何理顺土地价格机制？

　　陶冬：土地价格的上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趋势，但是在中国走得比较快，这里面有权钱交易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一是中国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中国流动性失控。第一个原因是正面的健康的，第二个原因是负面的不健康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资金流动失控？这和人民币汇率政策有关，和人民银行流动性管理有关系，和中国不健全的资金市场机制有关系，同时又和中国政府在资金成本管理、流动性管理方面力度不够有关系。

　　苏剑：我觉得土地价格上涨是正常的趋势，土地也是自然资源的一种，供给是有限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土地的需求是上升的。土地价格现在存在的问题，和土地的产权不明晰有很大关系，要理顺土地价格，就要使产权明晰化，进行土地产权改革。政府在土地交易中应该对买卖双方一碗水端平，买方和卖方都是商业主体，政府不应作为第三方当事人参与进去，更不应该带有倾向性的参与土地交易，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获得土地交易等方面的收益。进行产权改革后，土地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开发商和农民或者土地的所有者自己谈判。

　　《21世纪》：目前，宏观形势与价格改革交错在一起，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但某些价格又要经历从管制到放开的改革，那么，如何理解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价格改革是否会促使物价更快上涨？

　　苏剑：要素价格体制改革是一种供给冲击，跟西方国家1970年代和1980年代面临的石油危机的后果一模一样。石油危机导致了“滞胀”。因此，要素价格体制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就是物价上涨、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上升。因此，要素价格体制改革是供给紧缩的一种形式。在供给紧缩的情况下，要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键取决于通胀、增长、就业这三个政策目标的优先序怎么排。如果把就业排在第一位，那么，就不能同时进行需求紧缩，否则失业率就会进一步上升，经济增长率机会进一步下降，因此，此时应该实行供给紧缩、需求扩张的政策，这一政策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涨，但能保住就业和经济增长。如果把通胀排在第一位，那么，现在就该实施需求紧缩的政策，其结果就是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经济增长率机会进一步下降。

　　我认为我国目前政策目标的排序应该是就业第一，增长第二，通胀第三。中国经济曾经忍受过20%以上的通货膨胀率，而现在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食品带来的，并没有全面上涨，怕什么？关键问题就是要素价格改革不改不行了，已经滞后了30年了。

　　《21世纪》：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应当如何推进？

　　陶冬：我认为，理顺价格机制要越快越好，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过度的忧虑，情况差的时候不敢做，但情况好的时候又不是那么迫切地要做。情况差的时候，放开价格可能导致经济动荡，确实不适宜做。但是理顺价格关系，这是基本出路。现在价格改革，最需要突破两种心理障碍，一是认为政府比市场更高明，二是畏首畏尾、虎头蛇尾。

　　连平：要素价格调整是需要把握好时机的。我国要素价格的调整最合适的时机是在五年前，即通货紧缩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进行要素价格的调整，整个社会承受能力就会比较强。而在PPI、CPI都有较高涨幅的情况下，再去大幅度调整就会对整个通胀形势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最好的时机已经过去了，这是个遗憾。以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应思考下一步怎么走。价格机制肯定还是要改，但是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要根据现在总体物价形势来做出安排。如果价格改革会迅速地带来物价的上升，加大通货膨胀，那肯定不能大力地推行；政府应采取一些保护、补贴等措施，使得要素价格的改革步伐相应地放缓，否则在这方面进行的改革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背道而驰的，肯定会大大地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给偏热的经济和较大的通胀压力火上浇油。当前只能放慢节奏，找准时机，创造条件，谨慎推进。

　　苏剑：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进行企业改革，一方面要进行定价机制的改革。这里面有个顺序，我认为应该是企业改革先行，先把企业改了，让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价格，然后才是市场定价。企业改革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有的国有企业要改，把它们民营化或者采取别的方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就是引入一些新的企业，引入竞争，不管它是外资企业还是本国的民族企业，引进来和现有的企业进行竞争。在这方面国家在资源和能源的开发方面要放宽准入的限制。以前我们对民营企业进入资源能源类产品的开发好像有限制的，现在这方面应该打破。当企业改革完成，竞争机制形成后，可以放开价格，这样就能够使这种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小一些。把价格的上涨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至少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小一些。

　　货币政策从紧的力度是否继续加大？

　　《21世纪》：美国等国家出台防止流动性不足和经济衰退的措施，在这样的环境下，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会否继续加大？

　　连平：政策的基调还应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改变。虽然最近国内有自然灾害，海外有次贷危机，出口方面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不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基调应继续保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应该有一些灵活性。应根据今年以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情况灵活地做些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持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水平，是从紧的政策，提高一点也是从紧。去年6次提高利率和10次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应该说是很大力度的从紧。在这种情况下，还得观察一下它的累积效应的后续情况，比如说存款准备金10次调整幅度很大，它的效应进一步发挥还得看今明两年。再说利率，实际上，利率调整所带来的效应很多将在2008年以后发生。

　　陶冬：我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比去年11月份、12月份有所放松。

　　这轮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拉动，无论是利率政策，还是信贷政策，对于抑制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都没有太大作用。而且必须看到，造成成本上升的原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际因素。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对石油价格、粮食价格、热钱流入等国际因素只有非常有限的影响。

　　另外，我认为美国衰退的风险非常大，直到今天，人们对此都有所低估。而且，欧洲也有可能进入衰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用药”方面一定要非常小心。去年12月份提出从紧货币政策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国际因素，但现在国际因素已经很突出。

　　基于以上两个理由，我认为货币政策从紧的力度会有所放松。但是，并不是说要全面放松，而是要进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整。今年1月份新增贷款达到8000亿元，这是疯狂的，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行政手段、信贷手段加以抑制。但是，像去年11月、12月那样，每月只有大概700亿人民币贷款，这种超紧的货币环境同样是不合时宜的，有可能造成过度调整。

　　苏剑：现在面临这样的形势，继续从紧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无论如何，经济增长比通货膨胀重要得多，通货膨胀再高一点，7%、8%都不是大问题。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5%，我们就会受不了，多少企业要垮台，多少要人失业？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增长，通胀问题要放在次要的位置。

　　《21世纪》：针对通胀压力，还可以采取哪些其他措施呢？直接控制物价和信贷是否可行？

　　哈继铭：物价管制和信贷控制等行政措施都难以平抑通胀压力，甚至可能推高通货膨胀。能源价格管制导致能源短缺，影响粮食运输，最终推高商品粮价格；食用油价格管制迫使榨油厂提高豆粕价格以交叉补贴榨油亏损，从而推高养猪饲料价格和生猪价格；盲目的信贷控制影响粮食收购从而推高粮价。

　　近期我国食品价格通货膨胀基本属于成本推动型，主要原因是供应不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扬、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粮价飙升等。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政府可以财政补贴等方式提高和稳定粮食和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生猪最低收购价格；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猪场，降低散养比例，扩大集中养殖；扩大猪肉储备以平衡价格；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建立和完善粮食流通领域的竞争机制。

　　财政补贴措施需要改善，现在国家限制某些产品价格，但有时没有考虑到企业成本上升的问题，没有对企业生产进行补贴，造成企业经营困难。政府也不能只是在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才补贴，而在粮食价格下跌的时候却任由农户收入下降，这增加了农户的风险。最低价收购制度也有待完善，目前对于畜牧业并没有出台最低保护价等措施，而对粮食作物如水稻的最低收购价难以发挥作用，水稻最低收购价为每公斤1.5元，通常低于市价水平，建议将水稻最低收购价提高至每公斤1.7元。要通过这些措施，使农产品价格能够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这些年农产品价格波动大且周期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生产没有稳定的预期，造成供给时而短缺时而过剩，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已经进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上升期，其结果是实际汇率(即汇率加通胀)趋势性上升，政府需要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做出平衡和选择。为缓解短期内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政府需要对低收入消费者提供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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