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15年前提出要将教育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到4％，在这15年的时间里，这一比例好像是被施了魔咒一般始终无法突破。在3月25日教育部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4%的问题又被记者提出，财政部一些官员表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财政收入过低，国家财力不足。
尽管面对中国去年的财政收入超速增长、突破5万亿的事实，一些官员摆出的理由依然是老生常弹，“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仅为20.8%，而发达国家一般是35%以上，发展中国家也有25%，所以中国财政收入蛋糕较小无法满足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为理由，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仅包括税收收入和纳入预算的其他项收入，这一口径范围明确、统计方法简单。但它的缺点是不能准确的衡量政府收入的总量，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拥有大量预算外收入的国家，是一种小口径的财政收入统计标准。
目前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使用的“政府财政收入统计法”，它不限于预算管理的范围，而是根据资金流量的财政属性来界定财政收入的范围。它主要包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国有房地产收入、社会保障基金等方面。除了这一口径之外，还有人将政府所有的收入都计算在内，统计出一种所谓完全财政收入，但并不多见。根据IMF口径和相关数据，我国早在2002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就已经达到30.3%。经过5年的财政收入增长，目前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只会比这一数据更高(国内一些学者也分别对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问题进行了研究，安体富认为在1995年这一比例就达到25.6%，刘佐则依据1996年的数据认为达到了30%)。这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并不是财政部门所声称的那样低得无法负担教育支出。
另外，4%的教育支出对财政收入的要求是不是很高？事实上，根据世界经济年鉴(2000)的统计，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也就在20%左右徘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能拥有20%左右的财政收入属于正常，更何况我国实际财政收入比例已经达到30%。实际上，早在1985年世界各国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2%，而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4.5%。面对这些数据。相关部门还以4%的教育支出水平去要求35%的财政收入能力，这理由未免也太牵强了吧。
毫无疑问，财政收入并不是教育支出的瓶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侵占了我们本用于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从1979年的63.07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101.3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20%以上，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由4.7%上升到18.6%。行政管理支出就是政府运行的成本，是财政资金分配的费用。在如此之高的费用背景下，教育支出的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
